前7月进出口总值14.72万亿元 7月出口大增

这就是所说的礼崩乐毁的时代。

[15]无疑以上陈述意在鼓励最高统治者打消顾虑，坚定改革决心。[28] 大中之道就是要将理念在政治实践中推行开来，面对现实困境对于坚守道统理想的儒家士大夫要做好随时来自政统的压迫。

程颢后来亦不无反思地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之争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也。另一方面，孔子突出地表现了对执政者德行的要求。[31]（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32页。[②]（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764页。现实状况的恶化最终导致了北宋第一次革新政令——庆历新政的出现。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8页。事实上，随着神宗皇帝的即位，改革的重点矛头也放在如何解决财政问题上的困难——冗兵、冗官、冗费造成的沉重财政负担。黄：我已经意识到了是这两个不同的问题。

牟宗三没有说民主在中国本来就是有的。黄：李明辉的这个观点——民主导致了民粹，我恰恰不同意。我所讲的中国正义论[③]，或者说是儒家的制度伦理学，就是一种普遍的正义论。当时人类社会在那么一种生活方式下的时候，就必须有那么一套与之相应的规范建构、制度安排，那一套礼的建构是有它的道理的。

本文是在当代儒学发展的现状、经验和方向研讨会的发言，会议由北京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和嵩阳书院联合主办，于2017年6月24日-25日在河南省登封市嵩阳书院举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仅是儒家如何应对的问题，今天各家各派、各个学科的人都要应对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更大的时代转换正在发生。

第二个问题更具有实质性。我现在想跟你讨论你刚才讲到的一个我觉得更有意思的话题。例如中国古代，周公制礼作乐的那个王权时代的制度，包括家–国–天下同构的宗法封建制度，嫡长子继承制的制度，都是有它的道理的，不能说它是不正义的。他还有一个判断，诸侯危社稷，则变置[⑦]，这就是说，为了宗族主体的安危，可以废置、变更君主。

但我发现，目前为止，凡是谈儒家如何补充民主制度、或者替代民主制度的人，所拿出的儒家制度安排方案，无一不是极其危险的。你对后现代状况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我完全同意。比如社会上有一个人，他从来不知道儒学，但他看了黄玉顺讲的东西以后，觉得儒学里面居然还有这样好的东西，他从此就对儒学感兴趣了，有了亲近感，这不是很好吗？也可能有另外一个人，他觉得这些现代价值是他本来就接受的，跟儒学有什么关系？他不认为需要有一个儒学在那里。而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体的转换。

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显然不能把它们归结为民主制度本身的问题。黄：你所说的实质是什么意思呢？ 方：我的意思是说，你用中文的词礼，英语可能是用另外一个词institution（制度），但是，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实质上还是西方的概念。

至于专门针对现代性来谈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国民政治儒学。方：但是，从理论上，是不是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疑问？我总结一下，以上所说的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你所讲的到底是不是儒家特有的东西，还能不能称之为儒学？因为你的讲法听起来是用现代价值把儒学架空了，批评者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对你质疑。

罗尔斯讲正义论，他提出两条基础性的原则，尤其是一定要保证最不得益者的损失最小，我觉得比你笼统地、抽象地讲民有、民治、民享可能更具体、更深刻一些。还有其他的替代性的方案、修补性的方案，都是很有问题的。我为民主鼓与呼，有什么不好？我完全承认。[⑨] 参见黄玉顺：《儒家自由主义对新儒教的批判》，《东岳论丛》2017年第6期。适宜性也是非常充实的，但不是由具体的制度设计来充实，我只是指出一点：这个原则要求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必须适应于共同体当下的基本生活方式。这得看你用的儒学是单数还是复数？如果儒学是一个复数，那么，你说的和民主没有冲突的儒学，是哪家哪派的儒学？而我讲的儒学是单数的，就是一套儒家伦理学原理，也就是我所说的中国正义论，它是儒家的基础伦理学原理，它和民主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所以不是冲突不冲突的问题。

所以，我的判断非常简单：如果你试图建构一个理论系统，用以说明宇宙万物，那么，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只要你不是用仁爱来给出一切、阐明一切，那就不是儒家。我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设计的。

这是这一类儒家学者思考问题的一个方向、策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民主的否定，恰恰相反，这实际上是在发展民主。

方：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必要确认一下：你的意思是现代性不需要反思，还是其他意思？ 黄：我所考虑的这个更新更大的时代转型，这不是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反思的问题。people这个词语，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在实际使用中是有问题的，你会发现：每一个人，谁也不是人民。

但是，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黄：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再回应一下。关于第一个层面的分疏，在中国儒学这么漫长的历史当中，对仁的理解，对义的理解，对礼的理解，肯定也都是复数的。现代价值其实是可以从这套原理中推出来的，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方：就我对他的了解，你讲的危险性在他那里是不存在的。但是，你讲的生活儒学是一种儒学，他们所理解的那种儒学也是儒学，每个人理解的儒学可能都是他自己的那种儒学，那么，对于有些人而言，他们理解的儒学就是不能接纳诸如民主、自由、平等之类的价值的。

也不能说只有讲三纲的才是儒家，孔孟就没有讲过三纲。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两个层面需要分疏：第一个层面是对儒学的理解，是不是可以用仁-义-礼来理解儒学？再进一步，你所理解的仁义礼具体又是什么样子，就像你讲民主的单数、复数那样。

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他们使用了佛教的词语就认为不是中国的或者儒家的东西了。[17] 参见黄玉顺：《作为基础伦理学的正义论——罗尔斯正义论批判》，《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8期。

我讲现代性是讲它的共同性，是单数的。民主也是一个过程，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民主里面的很多指标都是近年才实现的，包括发达国家的普选权、男女平权等都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但你不能说在此之前就不是民主制度。比如说，前帝国时代可以说是周公制礼作乐。固然你可以进行这些复数、单数等学理方面的考究，但却回避不了一个要害问题：如果你讲的儒学在整体上、实质上没有像民主诤友这些人那样提出对民主的一种纠正性的贡献或者价值，那么，即使你说儒学可以用仁爱来解释所有的现代基本价值，但你仍然会被指称为民主的啦啦队。

无论如何，他并非主张极权主义。黄：我好几篇文章都提到过这个问题。

作为正义论正当性原则的不能是差等之爱，而必须是一体之仁。黄：民粹这个问题，目前中国大陆民粹也很厉害，这难道是民主造成的吗？显然不是。

第二个判断，是我最近有些文章开始涉及的一个问题，是说人类的现代性或者现代化这么一个历史阶段可能正在过去。但我觉得反驳者会有这样一个讲法，就是说，世界上的民主有不同的类型，有法国的民主、美国的民主、英国的民主，这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些民主是家族相似的。